一座城市的“请战书”①

转自:沈阳晚报

□伏桂明

走进沈阳的1950-1953,情感总是那么饱满,话题总是说不尽。

以至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我总在自问:在沈阳,到底有没有一个家庭,跟抗美援朝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呢?因为无论是在哪种语境下、哪类人群中,我们只要说起抗美援朝,旁边就会有人接话,说自家哪位家人或者亲友参加过抗美援朝。在我们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表述中,爷爷奶奶,姥姥姥爷,爸爸妈妈,叔叔大爷,七大姑八大姨,大舅二舅,哥哥姐姐,同事同学……好像总有一种关系是属于抗美援朝的。在全国各大城市中,像沈阳这样的抗美援朝的表达与表情,应该是独一份的。

从1950年开始,沈阳便被打上了“抗美援朝烙印”,且越来越深。

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,辽宁地区共计战勤动员2462297人(次),占当时辽宁地区总人口的11.7%,占当时辽宁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52.9%。其中,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重要承载地,沈阳是“前方的后方”“后方的前方”,是后勤保障的综合枢纽。广大的铁路职工、汽车司机、医务工作者和大批农民,组成运输队、医疗队、担架队,担任各种战勤工作。据统计,沈阳有近4万满载人员、物资的车皮在沈阳编组、中转开赴朝鲜;7400多名热血青年参军,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滥炸修复桥梁、运送物资;全市有数万人参加输血队;全市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价款能购买58架战斗机……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,由此深植于沈阳人民的心田,并化作了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。直到今天,这场立国之战还深刻影响着沈阳、塑造着沈阳,不断地镌刻着沈阳城市的肌理。

数字的背后,是全城总动员、行业总动员、家庭总动员,是一座城市参军参战的热潮。

经历了战争的人们,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。对于这一点,饱受创伤的沈阳人民体悟得最多、最深。无论是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无论是已变成解放者的抵抗者还是已变成国家主人的受奴役者,实际上参与的主体基本是一代人,他们都吃尽旧社会的苦、尝到新社会的甜。抗美援朝期间,他们已经是沈阳这座城市的主人,他们是城市的领导者、管理者,厂矿负责人,工程技术人员,医生、教育工作者等等。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中坚。尤其是工人阶级,无比珍惜这朝气蓬勃的新社会、新中国。而面对新社会、新生活再遭践踏甚至失去的危局,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众志成城、共赴国难、共克时艰,把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。这,便是一座城都在“请战”的原因。

“拿起武器”“上前线去”。

这是当时沈阳这座城市最响亮的声音。特意加引号,还因为当时报纸的标题就是这样的。如此直接、开门见山,它是一座城市强烈的爱国表达与行动共识,一座城市沉甸甸的“请战书”。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不容侵犯,刚刚过上的美好生活不容破坏。沈阳人民深切地懂得“有国才有家”的道理。青年工人、农民和学生纷纷向各级政府、党组织递交决心书、请战书,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。截至1950年11月4日,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汽车总厂500多名青年职工请战,志愿到抗美援朝最前线。截至1950年11月21日,沈阳市郊已有1500多名青年农民志愿参军。仅深井子区一天就有160人志愿参军。1950年12月、1951年6月,全国各地军校先后两次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大批招生,沈阳青年工人、青年学生积极响应,仅1951年就有3390名青年学生、工人报考军校。即将从东北实验学校(今辽宁省实验中学)毕业的郭忠保报考军校,那一年他17岁……在沈阳市档案馆保存的1950年至1953年各类政府报告、档案中,我们看到了满是“保家卫国”的各类记载,从各级政府到街道、乡村,人们心中只有一个观念:祖国的安危高于一切。

一时间,沈阳街头常会出现父母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、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面。“人人争当战斗英雄,个个要做支前模范”,沈阳人民展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斗争意志,演绎了一桩桩催人泪下的生动故事。

1950年,16岁的李爱淑在沈阳朝鲜族第一中学上学。

战争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。她和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。李爱淑被分到位于辽阳的辽东军区护士学校,进行战前救护强化培训。1950年12月初,李爱淑开赴前线,带着满腔的热情跨过了鸭绿江,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31军团战地医院工作。入朝半个月后,她对战争已经有了一些感受:“那时的朝鲜到处是废墟,很少有完好的建筑,很少有村庄没有被轰炸的,人人都做了最坏的准备。”那年12月22日下午,经过一夜夜行军,别人都在睡觉时,她走出防空洞,坐在一个山坡上,划破手指,写下了血书——“我决心为自由、和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。”李爱淑说:“当时确实有一种青春激情,战斗到底的信念,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”李爱淑经历了五次战役的全部过程。战斗打得异常惨烈,每天都有战士被送到战地医院救治。她曾经一天看到24名战士牺牲在眼前。于是,李爱淑便给伤病员唱歌,以缓解他们的伤痛。她能歌善舞的特长被部队首长发现了。1952年初,李爱淑被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192师的文工团,成为一名独唱演员。舞蹈队人不够时,她还当舞蹈演员。她给战士们唱得最多的歌叫《王大妈要和平》。战士们记不住她的名字,便管18岁的她叫“王大妈”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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